从报纸上看到黄锦思伯伯去世的消息后，心里非常难过，也勾引起我对他的想念。像我这样不到四十，又在合肥长大的一代，很少有不知道黄伯伯的。我却比其他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过他，因而对他的感情也显得特殊一些。
     上世纪七十年代，父亲在省军区政治部工作，是军队有名的笔杆子，黄伯伯是父亲的老首长，老上级，他在写好回忆录后，常常命父亲为他做文字的最后润色。父亲常带着我去黄伯伯家。那时，对我来说，最高兴的事莫过于去黄伯伯家了，不但可以听到打仗的故事，还可以坐一回吉普车，也可以在黄伯伯家楼上楼下疯玩一场。
     黄伯伯身材矮小，皮肤白皙，貌不惊人，外表上看不出他的英雄气概；说起话来却声音洪亮，精神抖擞，从他娓娓道来的故事中，我才知道他是个充满传奇色彩的老红军。十几岁参加赤卫队，后来，还乡团杀了他全家，更激发他对敌人的仇恨，对敌斗争也特别勇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率领着一支便衣队战斗在大别山腹地，消灭了很多敌人。
     在我的印象中，黄伯伯平易近人，没有一点老红军的架子，说起战斗故事，谈起他牺牲的战友和亲人，总有说不完的话，使不完的劲。在他和父亲商讨回忆录时，我和姐姐总是在他家尽情地玩耍，不是在菜地里摘黄瓜吃西红柿，就是爬到楼上捉迷藏。
     他家大大小小有十几间房子，门都敞开着，我们可以进出，惟独有一间总是关着门，显得有些神秘。我们非常好奇，想探求究竟，推开门后，不免感到奇怪：空荡荡的屋子里，挂着一幅大大相片，一个年轻英武的军人，露着浅浅笑容，相片下方的橱柜上摆放着一个长方形的木头盒子。父亲猜出了我们的心思，严肃告诉我们：这是黄伯伯大儿子生前的房间，那相片是遗像，那盒子是骨灰盒。
     原来，黄伯伯有一个大儿子在六十年代参军戍边时因公殉职，黄伯伯很痛爱这个儿子，一直原样保留着他住过的房间，怕他一个人孤单，骨灰就没有下葬，放在那间屋子里，他要在家里陪着儿子。
     在黄伯伯家吃上一顿饭，也是我们这些孩子们求之不得的事。六七十年代，不要说一般百姓，就是像我父亲这样的军官生活也非常清苦，能吃上鸡鸭鱼肉只有等到过年了。黄伯伯家前场后院，不但自己种些时令蔬菜，也养些鸡鸭，在黄伯伯家吃到老母鸡并不算难事。每次开饭，好菜好汤端上后，他总是把最好的菜夹给客人：鸡大腿、鸡胸脯总是我们这些孩子们的。这时，他的老伴——鲍妈妈一面手疾眼快地把鸡血盛出来装在黄伯伯的饭碗里，一面不住向客人道歉：老头子贫血，要补血。这时，黄伯伯脸上往往露出一丝羞涩。
     到了在八十年代初，合肥市政府开始禁止市民养鸡。有一次，父亲在黄伯伯家门口指着院内的鸡问：政府对老红军的鸡，怎么处理，总该手下留情吧！黄伯伯幽默而宽厚地答道：一个不留、格杀勿论！我们可以天天打土豪，喝鸡汤了！
     黄伯伯非常喜欢我们姐弟，总是把家里最好吃的拿出来让我们分享。记得有一年夏天，为了让我们吃上他亲手种的新鲜葡萄，天刚蒙蒙亮他就起床摘了葡萄从西门干休所出发，步行到省军区我们家。看到我们还在睡觉，他就坐在门口的台阶上静静地等着，直到妈妈起床开门后才发现。事后，大院里打扫卫生的阿姨告诉妈妈说，这位老同志在门口足足坐了两个多钟头。
     黄伯伯在九十三岁高龄时平静地离开了我们，他在我幼小心灵里播下的共产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种子会永远扎根，不会消亡。
     这位曾经战斗在敌人心脏；又生活在人民中间的老红军，留给我更多的是深深地想念。

（轻工公司 田野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