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与国，一个曾经感觉特别空洞、现在却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词语。2020年初的这次疫情，是个很难得的间隙，让自己可以好好在疫情这个大变量之下，思考爱对自己以及社会的意义。

一月末以国家力量的动员开始之后，这个伟大的国家所展现出的自制力、凝聚力是和平年代出生的我们前所未见的。断腕的勇气与决心，被西方污蔑为反自由，然而恰恰相反，这是为了自由而迸发出的能量。

在东亚文化中，“国家”一词，是由国到家，集体到个人，当我们拉远到上下五千年的历史中来看，这是由大陆文化下农耕文明所产生的。三代开始，人民一直与土地高度绑定，在大一统的国家里，落后的信息传递效率之下，中央政府不可能深入关注到每一个人，那么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需要具有自发的稳定性，对于最小的集体单元——家庭来说，它也必须有向心力，那就是出于“爱”的“孝”，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而孝的本质，其实是对于长者、上位者的尊敬，这里的爱，在家庭里是亲情，对社会来说，则是小爱升华而来的大爱，扩大一些来看，则达成了对于社会结构的稳定的支撑。而在数千年的传承之后，这一点深深地刻在东亚文化的血脉中。在中华文化中，被先贤们频繁提及的“大爱”“兼爱”，大抵也是在此文化语境中自发产生的情感的真实流露。回到现在，在疫情之下社会迅速地达成共识，几乎所有人都待在家中，这种文化自觉下的对于整个社会的爱与奉献，“爱”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待在家里”不仅仅意味着对自己负责，如果被感染，则意味着把整个家庭、自己所爱的人都暴露在风险之下，而国人有时甚至仅仅是考虑到这种不安全行为为社会带来的风险，就已经难以忍受了。这一切行为的起点，恰恰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字“爱”。这次疫情中，大家不约而同体现出来的内心情感，即对于家国的爱。

说到中国人心中的“爱”，不禁让人疑惑的是，难道西方人就没有爱了吗，他们疫情的恶化难道是因为他们缺少“爱”？不得不说，其实这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深层原因，不是他们没有“爱”，而是缺少像我们一样的“大爱”。西方哲学开始于古希腊文明，从米利都学派对于世界本源的探索，到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即已经确定了在西方哲学中，是先个人而后集体的。当然，这也是地中海文明以小城邦为主的海洋文明的特性所决定的，与东方文明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但必须被正视的是，他们的爱，更多的是对于自己的爱，在此前提下才会推广开来，变成对家人、对社会的爱。在西方文明中备受推崇的“文艺复兴”时期，这一点体现更加明显，人文主义精神的核心是提出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主张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现实生活中的幸福，倡导个性解放，认为人是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追求人的解放，对自己的爱，无可厚非，这恐怕也是为什么西方政府在推出居家隔离政策之前畏首畏尾的原因之一，甚至产生了可笑的“群体免疫政策”。而在政策被退出之后，不出所料地激起了很多抗议，在不少西方国家，我们都能看到当地居民对于被限制自由的不满，因为隔离政策对他们来说，确实是对于自己的“爱”的挑战。

东西方文化的差别放在疫情之下相比较，面对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先天的优越性，使我们在疫情中成为了无可厚非的表率。但是也不应该被忘记的是，在背后支撑着我们的是炎黄子孙心中的“爱”，而这种爱流转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在2020显得分外温暖，在难得的家里与家人相处的时间里，对于家、对于国的爱，弥足珍贵。相信在未来，我们也能克服艰难险阻，心怀大爱一路前行，迈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